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积极搭建优秀研究成果分享平台，希望通过汇集行业力量，促进交流，凝聚行业共识，推动优秀经验做法转化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加速器。本期推荐中国农业银行撰写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深化，中国银行业加快推动跨境金融数字化转型既是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顺应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客观需要，也是应对未来激烈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目前,传统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面临跨境支付办理效率和透明度不高、跨境投融资服务难度大等问题，数字化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因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常遵循先零售、再对公，先国内、再跨境，先本币、再外币的发展规律，跨境金融作为相对复杂的业务领域，转型进程较慢、难度更大，难以直接复用国内数字化发展的有关经验；另一方面跨境金融数字化转型作为商业银行整体数字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需要以机构整体数字化水平为依托。本文对商业银行跨境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题探索和研究。以供读者参考。

　　全球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全球贸易迈入数字化发展阶段，提出了跨境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同时全球贸易摩擦升温、金融环境收紧、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曲折，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国际秩序正发生深刻变化与调整。2020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商业银行加快推动跨境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中国商业银行跨境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格局高度契合，跨境金融领域的数字化发展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及建立多元化货币体系的重要助推力量。二是中国商业银行实施跨境金融业务数字化转型，是应对未来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有助于在新一轮数字化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随着跨境金融收入来源不断被新业态竞争者侵蚀，监管合规成本不断增加，未来跨境支付等各类跨境金融基础业务将集中在少数具有规模效应和服务专长的银行，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有利于在金融生态格局重构中抢占领先优势。因此，商业银行应秉承本外币一体化经营理念，实施本外币数字化转型同发展、同部署，力争转型收益最大化。

　　一是效率方面。传统跨境支付到账时间较长，如境内个人通过普通银行电汇汇款支付欧元至德国某个人账户，客户从发起业务到对方接收款项短则1天，长则2-3天方可入账，与国内支付效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二是透明度方面。传统跨境支付流程不透明，客户难以像境内手机支付一样查询汇出款项的实时进度，汇款行汇出后收款行收款时间难以确定。虽然部分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接入SWIFT组织的GPI服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问题，但相比境内支付便捷性的不足还广泛存在。三是成本方面。传统跨境支付费用较高，如通过境内城商行汇款欧元至西班牙某小型储蓄银行，需要经过5-6家银行和代理行清算网络接力式传递，且每家银行均有不同收费标准，无法便捷查询各中间行扣费明细，客户汇往不同国家/地区最终入账金额也存在差异。

　　一是传统单证结算业务办理周期长、处理效率较低。信用证、托收等传统单证业务依托单证下纸质单据的审核和传递，客户准备单据和银行处理单据时间均较长，如提供银行融资则需更长处理时间。二是纸质单据本身存在伪造、变造和篡改风险，银行办理融资时对于同一笔单据是否存在多家银行重复融资问题审核难度较大。

　　银行需要提供符合跨国公司成员当地监管要求、当地数字化技术水平、当地语言的跨境金融服务，要求银行具备持续性科技支持能力，满足客户对信息及时性、准确性、资金往来便利性和风险控制的四大需求。目前满足非集团化客户或单体客户的纯境内或者纯境外需求均可支持网银、手机银行等线上化渠道办理方式，但对于有总部集中管理要求的跨国企业全球现金管理及外汇交易等服务，银行需要提供跨区域、跨市场、跨语言等集中报价和交易机制，满足跨国企业全球化外汇资金划转、资金汇兑、风险控制等更高要求。

　　一是跨境投融资业务流程复杂，数字化程度较低，难以在营销、调查、审查、审批、协议签订等全流程各环节实现完全线上和无纸化操作。二是对全球化企业提供高端投融资综合信息服务难度大，需银行整合全球各地、债市、基金、理财和存款等各类信息资源，并配套行内外相关系统的技术支持，对银行专业能力要求很高。

　　跨境支付对于全球贸易和商业运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但在过去近20年中，数字化变革对这一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小。跨境支付到账及时性和透明度亟待提升、数据交换无缝对接水平较低、与客户价值链整合度低等问题一直存在。伴随境内支付结算业务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以跨境支付为核心的跨境金融需求痛点更加凸显，客户对提高跨境支付办理效率、便捷性和进度跟踪的呼声日益高涨。

　　商业银行本质功能是中介作用，包括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金融服务中介。在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透明度和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显著提升，导致商业银行传统金融中介优势逐渐弱化，中介地位受到极大挑战。特别是多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积极推广开放银行政策，要求银行向第三方开放数据，并鼓励金融科技公司等各类新兴机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使客户获得更多选择，从而优选体验更好的服务机构，而这些服务机构却不必然是商业银行。

　　跨境金融业务利润丰厚，2015年跨境支付业务收入规模约3000亿美元，跨境支付交易费用占全球各类支付交易费的约40%，吸引新兴企业涉足跨境金融领域，从而将进一步冲击银行收入结构。新兴的基于分布式账簿技术（DLT）的机构支付协议加剧了跨境支付领域的竞争，并有可能侵蚀各国央行和支付协会已建立的清算和结算服务体系，实质上扩大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半径。因此，成功参与新规则制定的商业银行将获得先机和定价权，这对商业银行综合科技实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面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欧盟、俄罗斯、中国等纷纷考虑扩大主权货币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进程中，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数字化转型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全球金融监管合规要求不断强化，跨境金融面临的反洗钱、制裁合规要求日趋严格，各方对金融服务效率、便捷性、合规性、安全性均提出更高期待，驱动着商业银行跨境金融业务传统服务方式转型升级，向技术进步“要”生产力。

　　跨境金融业务涉及的业务场景、参与主体、国际规则、合规政策均与境内金融服务有较大差异，推动这一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必须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整合资源，以较高的科技支撑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管理好跨市场、跨监管、多主体、多币种等带来的相应国家风险、货币风险、监管风险、反洗钱制裁风险等各类风险。

　　按照我国国际收支交易分类，跨境金融业务涉及基础业务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资本账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9类超180项业务，并衍生出相应的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资金交易、跨境投行、跨境资本市场业务、跨境现金管理、跨境财富管理等业务场景，且不同业务场景的业务模式多样，较境内业务更为丰富多变。且跨境交易实务中使用汇款、信用证、托收等多种结算方式，风险属性、业务流程均不相同，跨境金融的数字化转型需设计并满足多种交易场景和流程需要。

　　跨境金融业务因基础业务场景复杂多样，涉及的参与主体包括境内交易主体、境外交易主体、境内银行、境外银行等。按照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项下不同交易场景，还涉及政府部门、保险公司、运输公司、税务部门、海关部门、咨询顾问、国际组织等相关主体，较境内业务涉及的主体范围更为广泛，资本项下涉及的业务主体则更为复杂。对于近年来新兴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方式，参与主体除了贸易双方，还包括电商平台、支付公司、物流公司、收单公司等各类直接、间接参与主体，以及境内外不同监管机构。

　　跨境金融业务植根于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项下交易，从事交易的主体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不仅需要遵守交易涉及的境内外法律法规，还需要遵守不同类型交易下的国际规则或国际惯例。不同类型的交易由不同类型的规则在全球范围统一规范，尤其在跨境贸易下的规则或惯例较为复杂，经营跨境金融业务的银行须遵循这些国际规则和惯例方能构建与各国银行同业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跨境金融业务数字化转型较境内业务需应对更大商业风险。

　　商业银行推动跨境金融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须同时严格遵守境内及境外监管合规要求。以我国为例，中国央行、发改委、商务部、银保监会、外汇局等监管部门针对涉及境内外主体的经常项目交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涉外债权和债务、资金交易等跨境交易制定了明确的监管政策，商业银行提供跨境金融业务需要遵守上述各境内业务相关监管政策，也须严格执行境内监管关于跨境交易的监管政策要求。同时银行提供跨境金融服务还需遵守境内外日益严峻的反洗钱及制裁合规要求。近年来金融机构因反洗钱或制裁合规管理不当，被美国、欧盟等监管机构高额处罚的案例时有发生，跨境金融面临的合规风险较境内业务更为复杂难控。跨境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必须以符合境内外监管政策和法规为底线。

　　业务和技术深度融合，线上化渗透率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在叠加了线上化发展后，金融风险更加隐蔽、波动性更大，对银行风险防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客户身份识别难度加大。客户身份识别是反洗钱与制裁合规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也是金融机构发现和预防洗钱活动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线上跨境金融业务发展使客户无需到柜面即可办理开户、转账支付、资金汇兑等业务，为不法分子匿名、隐瞒真实身份提供了空间，对银行穿透识别客户身份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传统的展业规则需要完善。目前跨境交易展业主要依靠纸质单据开展线下核查，数字化监测模型尚待建立，与未来数字化发展需要存在一定差距。三是线上融资风险管控难度较大。当企业以信息流、数据流在线办理贸易融资业务，银行贷前调查、贷后管理及资金监控难度加大。线上业务风险的突发性、传染性则需要更强的风险预警和监测能力。四是信息安全风险管控难度较大。跨境金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进而衍生相应的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和客户信息泄露风险，对银行的系统安防和信息保护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跨境金融业务线上化发展，尤其需要熟悉各国监管对跨境数据信息保护及数据共享的政策和法律要求，妥善处理数据获取、存储、共享等问题，防范跨境数据信息安全风险。

　　鉴于跨境金融数字化受制于各国司法管辖不同、金融监管差异、跨境数据安全等多种因素影响，短期内还难以广泛形成基于跨国或跨区域协作的跨境金融数字化发展机制，当前各国政府及监管机构普遍重点发力国内的数字化政策监管，重点发展数字货币、推动清算体系创新等，并在跨境区块链等方面应用推广。

　　欧盟委员会2020年发布《欧洲数据战略》报告，将欧洲打造成全球最具吸引力、最安全和最具活力的数据敏捷经济体为目标。英国政府2017年发布《英国数字化战略》，提出包括打造世界级数字基础设施、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等七方面内容。澳大利亚政府2015年成立数字化转型机构（DTA)，提出“到2025年澳大利亚将成为全球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三大政府之一”的总体目标。新加坡政府围绕打造“世界智能科技大国和智能金融中心”发展愿景，设立金融科技署（FinTech Office），提供金融科技领域一站式服务。日本政府推进实施数据战略，强调利用数据提供高级服务。韩国政府将金融科技作为引领韩国创新发展的八大先锋产业之一，阿联酋央行制定了金融科技战略规划和路线图，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明确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作用，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提供支撑，并推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法定数字人民币DC/EP的研发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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